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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作者:原创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20日 点击数:0

案例1

赵某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

一、基本案情

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被告赵某先后从他人处购买石油制品冒充合格车用柴油,通过油罐车上门加油等方式销售给驾驶员,共销售硫含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柴油57448.91升,获利人民币11489.78元。2019年10月,被告赵某购入一车石油制品冒充合格车用柴油进行销售,次日被查获,剩余3.47吨石油制品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经检验,扣押的石油制品中硫含量为185mg/kg,不符合GB19147-2016《车用柴油》的技术要求。经专家论证,对案涉扣押的3.47吨不合格车用柴油作无害化处理的合理费用为人民币3020.5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赵某从他人处购买大量硫含量超标的不合格车用柴油冒充合格车用柴油,通过油罐车上门加油等方式销售给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为燃料使用,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判决被告赵某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489.78元、扣押的不合格车用柴油无害化处理费用3020.5元和鉴定评估费用2000元。

二、典型意义

本案系浙江首例涉非标油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彰显了人民法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职责担当。人民法院在鉴定困难的情况下,结合污染环境的范围和程度、被告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以被告因环境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认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依据,有效推动深化“谁污染谁赔偿谁修复”社会共识,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案例2

俞某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生态修复补植令 让“破坏者”成为“修复者”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俞某某明知刘某某家自留地地坎的树木系野生金钱松(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二级保护植物),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2株金钱松砍伐后送人用于建房。经鉴定,2株金钱松共计蓄积1.3175立方米。另,2018年、2019年、2020年每年四五月间,张某某(另案处理)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组织人员砍伐杉木,共计蓄积177.6782立方米。被告人俞某某明知系滥伐,仍帮张某某用拖拉机运输,共计收取运输费人民币63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俞某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情节严重;又明知是滥伐的林木,予以运输,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运输滥伐的林木罪。被告人俞某某认罪态度较好,能退缴违法所得,要求补植林木,确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适用缓刑。依法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运输滥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俞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退缴在案的被告人俞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千三百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同时,被告人当庭出具承诺书,法院向其发放了补植令,要求其限期补植复绿。

二、典型意义

滥伐林木是破坏国家林业资源的一种犯罪行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及自然生态平衡,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法院践行绿色司法理念,开出全市首份生态修复补植令,让“破坏者”成为“修复者”,助力恢复生态功能,同时营造法治宣传声势,取得惩罚、教育、修复生态“一判三赢”的效果。法院将进一步秉持惩罚犯罪与生态修复并行的绿色司法理念,积极延伸探索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领域的司法修复生态措施,为绿水青山筑牢司法保护屏障。




案例3

浙江A公司等九人污染大气生态环境案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一、基本案情

2016年下半年至2020年9月, A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某经他人引荐,在明知被告人王某、姚某等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仍将生产过程中装有涂料残液的废包装大桶以7元一个的价格出售给王某、姚某等人进行非法处置。废包装桶最终被作为废铁运至下游钢厂进行熔铁炼钢等,严重污染大气生态环境。案发后,A公司通过停产整顿、修订环评报告、由第三方机构重新制作危废核查等方式积极进行合规整改,并通过加设内衬袋改进涂料包装方式,对涂料包装铁桶进行循环回收利用,实现了节能减排和低碳绿色发展。

法院经审理认为,相关单位及个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综合全案情节,判处被告单位A公司罚金人民币160万元,被告人沈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沈某奎等六名被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间内从事与危险废物处置有关的经营活动。

二、典型意义

本案中,法院充分运用司法智慧,创新裁判方式,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督促涉案企业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探索适用企业整改评审和判前社会效果评估两项机制,既严惩了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又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企业环境污染风险隐患,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同时,本案通过推动企业改进危废处置工艺,实现绿色化改造,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形成良好的行业示范效应,助推包装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案例4

王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坚持“绿色原则” 实现生态和经济价值最大化


一、基本案情

某村民委员会与被告王某签订农田承包协议一份,将105亩农田承包给王某种植树木,协议约定承包期限到期时乙方王某应将农田统一平整后还给甲方。合同到期后,某村民委员会发函表示已经多次告知到期不再续租,要求于2021年1月底归还承租农田并复耕。法院一审审理期间,组织了现场勘验,发现租赁土地的进出口被杂物堵塞,车辆无法进出,其租赁范围内主要种植物为樟树,且数量较多。经向专业部门咨询,香樟适宜移植时间一般为每年10月-11月上旬和3月-4月,其中以3月-4月为最佳。移植成本根据树木大小,人工材料机械成本变化而变化。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村民委员会与王某签订的农田承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到期后,某村民委员会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要求王某将租赁土地平整后予以归还。但本案租赁土地上的树木需在适宜季节进行移植,否则会导致成活率降低。该院认为,应当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尽可能地在最适宜的时节对案涉土地中的种植物进行移植,以最大程度地保持其成活率,避免无谓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遂判决王某于2022年4月30日前将租赁土地平整完毕并归还给某村民委员会,同时支付相应占用费。

二、典型意义

民法典将“绿色原则”作为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回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需求,凸显了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有利于实现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内在有机统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承包土地用于种植树木的情形较为普遍,承包合同解除或期满后如何退还土地,需慎重考量。如果只考虑一方的民事权益强行退还,势必要拔除或移除树木,而树木品种多样,有不同的自然生长规律和对环境的需求,不当移除可能造成大量死亡,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本案中,法院积极适用“绿色原则”,考虑某村民委员会经济上合法利益的同时,兼顾对生态价值的保护,选择合适移植时间判决退还土地,以保障樟树移植后的成活率,真正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案例5

李某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制裁调解双管齐下 坚决守护耕地、林地生态红线


一、基本案情

2019年8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李某为加快施工进度,在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通过魏某(另行处理)委托被告人杜某、朱某等人就近寻找渣土倾倒场地、协调处置租地事宜,私自将挖方产生的渣土运至农用地进行倾倒,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经鉴定,上述地块的耕地种植条件损毁程度为重度。

审理过程中,法院组织检察院与三被告人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协议,三被告人共同对破坏的2.274亩示范区基本农田、13.9605亩基本农田及4.4115亩其他林地进行生态修复,并保证在三个月内按照《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和《浙江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中的相关标准修复完成上述地块并通过有关部门验收;若在三个月内未履行修复义务或修复不合格,将由三被告人连带承担复垦费用人民币150.36万元(其中朱某承担46.69万元复垦费用的连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三被告人伙同他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应依法惩处。鉴于三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本案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已达成调解协议,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遂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七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并处罚金;缴纳在案的土地修复保证金人民币50万元,根据本案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情况返还给被告人李某或抵作土地修复费用。

二、典型意义

国家实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禁对耕地的各类违规占用,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耕地数量与质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案被告人为加快发展工程建设,将耕地、林地用于倾倒渣土,导致土地耕种条件受到严重破坏且数量较大,林地也重度受损,应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进行刑事制裁。在刑事制裁的同时,法院充分发挥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庭前调解功能,以促成受损耕地、林地完成生态修复为目标,划定三个月的修复期和实现可种植程度的修复目标,组织被告人即刻开展生态修复。




案例6

孟某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坚持罪责刑相适应 依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一、基本案情

2018年7月份左右起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孟某某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仍通过微信,先后从上家处非法收购辐纹陆龟 2只、胫刺陆龟 4只、豹纹陆龟 2只,用于饲养观赏。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涉案动物为辐纹陆龟、胫刺陆龟、豹纹陆龟,均属于龟鳖目陆龟科,辐纹陆龟为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的物种,胫刺陆龟、豹纹陆龟为附录II的物种。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陆龟系人工繁育,且被告人购买目的在于饲养宠物,故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小于非法收购纯野外生长、繁殖的陆龟,对其可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并可适用缓刑。综合全案情节,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决被告人孟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二、典型意义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国家珍贵的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国家生物安全及生态稳定,但对于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资源,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考量涉案动物的濒危程度、野外种群情况、人工繁育情况、用途、行为手段及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其社会危害性,确保罪刑相适应。法院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了妥当处理。


案例7

包某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积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维护生物多样性


一、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9年1月,被告人包某某明知所购买的龟类动物系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仍向他人购买9只,并饲养于家中。经鉴定,上述龟类动物中有3只分别为龟鳖目陆龟科阿尔达布拉陆龟、龟鳖目陆龟科豹纹陆龟、龟鳖目陆龟科印度星龟,均系外来物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 有1只为龟鳖目陆龟科辐射陆龟,系外来物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包某某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仍非法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综合全案情节,被告人包某某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二、典型意义

非法交易、饲养外来物种,有可能侵害生态系统,影响生物多样性。同时,未经检验检疫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极有可能携带有害微生物和病菌,不仅可能对接触人员健康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甚至暴发成灾,给我国农林畜牧业、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被告人包某某明知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仍非法予以收购,触犯了刑法,依法应予判处刑罚。


案例8

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高度重视水域环境治理 依法惩治非法捕捞行为


一、基本案情

2021年2月26日,绍兴市农业农村局发布通告,规定绍兴市外荡水域2021年4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禁渔。2021年4月,被告人杨某某在该水域采用电击的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共捕获水产品252尾。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某违反保护水资源法规,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之规定,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综合全案情节,判处被告人杨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

二、典型意义

一般每年3月底至5月底为绍兴市外荡水域禁渔期。近年来,我市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河域环境治理,不少河道水质明显好转,但河道内非法捕捞现象仍然禁而未绝。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用地笼等非法渔具和“电鱼”、“毒鱼”等方法非法捕捞。“电鱼”“毒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会导致鱼群出现不可逆的伤害,影响鱼类的繁殖能力,危害河水中的水生生物,造成生物链断裂,最终导致其他生物大量死亡,使河水受到严重污染。鱼儿生殖繁育是增强河道净化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生物多样性,将承担严重法律后果。

责任编辑:沈和平